药农曾庆福的心情凉透了，仿佛这窗外越来越冷的天气。“今年亏了30万”，他对第一财经1℃记者说，自己种植了20多年白术，但2019年的行情，让他寒了心。

曾庆福所在的郸城县宜路镇，毗邻安徽亳州，村民们从上世纪80年代便开始自发种植白术等中药材，如今，每年数万亩的种植面积，让宜路镇成为豫东规模最大的白术生产基地。邻近的一些地区也把宜路镇当成学习样板，有些地方甚至把白术种植当成扶贫项目大行推广。种植规模扩大带来一个后果则是，近年来白术的产地售价越来越低。

2019年有了更大的变化，不单是价格下跌，更大的打击是药材卖不出去了。多位业内人士认为，其中的主要原因是新版《药品管理法》（下称“新《药法》”）对中药材提出了更高的标准，一些中药材市场也一下子陷入了罕见的冷清。

这个冬天，药农们都在思考下一步怎么走，但眼下最头疼的问题是：谁来买手里的药材。

卖不掉的白术

曾庆福所在的南头村不大，一共只有2900多人，但三分之二的家庭，都将白术种植作为主要收入来源。

白术是一种中药材，也是40多种中成药制剂的重要原料，民间有“十方九术”之说，意指十种药方有九种都会用到白术，可见白术用途之广。

今年50多岁的曾庆福，见证了白术价格的起伏跌升。

上世纪80年代，白术被引进当地种植。当时，一斤鲜白术（没有经过烘干的白术）的价格为0.5元，虽然看起来不高，但一些事业单位职工的月工资也不过数百元，一亩地好几百元收入的诱惑下，很快让这种中药材在当地种植开来。

“我印象最深的是2007年，那一年，我才种了2亩白术，但刨除成本，还是净赚了2万多元。”曾庆福至今仍沉醉于当年的致富时光，那一年，国内鲜白术的价格高达15元/公斤，他的2000公斤白术，卖了3万元，刨除成本，净利润还有2万多元，而当年郑州一个普通员工的月底薪是800元。

也正是从这一年，南头村的村民们开始由最初的在自家自留地种植，扩展到去周边大规模承包土地种植，曾庆福也很快将白术的种植规模从2亩扩展到30亩、100亩。

附近一个乡镇的官员很快听说了宜路镇农民靠种植中药材致富的故事，他率队带着几十个村庄的村支书到宜路镇取经，回去后，一下子在全镇推广了2万多亩白术种植。结果，那一年鲜白术价格大跌，从考察时的9.5元/公斤，直线下跌至不到2元/公斤。

“同样一亩地，只要价格不出大问题，种植中药材的收入，还是比种粮食多。”曾庆福有自己的一笔账。在当地，如果承包土地种植小麦、玉米，每亩地的承包费只需四五百元，但如果种植白术，均价就要到800元以上，甚至达到1200元/亩。

很长一段时间，即使白术价格不断下跌，曾庆福仍然有利可图。2016年，鲜白术价格3.8元/公斤时，他赚了20万元；2017年，价格4元/公斤时，他赚了30多万。到了2019年，鲜白术价格一路下跌到2.45元/公斤时，他终于发现，靠种植中药材赚钱，开始变得越来越难了。

2.45元/公斤价格，仅相当于最高峰时期15元/公斤的六分之一。即便按照1000公斤的高亩产计算，每亩地的毛收入也仅有2400元，连每亩3000元的种植成本都不够。

但最可怕的还不是价格下跌，“没人收货”，这是2019年让曾庆福等一众药农最为头疼的事。

往年这个时节，早已开始不断有经纪人上门洽谈收购了，但2019年始终没有几个经纪人上门。虽然种了这么多年白术，但包括曾庆福在内的种植户们却从没有自己的销售渠道，而是等着中药材经纪人、经销商上门收货，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眼瞅着家里堆积如山的白术，曾庆福犯了愁。他给亳州市一个相熟的白术经销商打电话，得到的回复却是，新《药法》出来后，经销商的门店也是销量大减，他们现在不敢像往年那样，囤积那么多中药材了。

于2019年12月1日开始正式实施的新《药法》，被业界视为“史上最严”的新药法之一。

根据新《药法》规定，成分、性状不符合国家药典标准的中药饮片，以及重金属、农残、硫黄等成份超标的中药材，均有可能会因被认定为假药、劣药而实施处罚，动辄罚款150万元。普通的经销商、“二道贩子”根本不具备检测的能力，因此也不敢冒险进行大量的采购和囤积。

亳州中药材商品交易中心商户韩先生向1℃记者证实，近年白术价格之所以大跌，其中一个原因是产量大。这几年，各地都在推广中药材扶贫，造成大量药材供大于求，最终导致走销不畅；另一个原因，则是突然收紧的中药材监管政策，让诸如韩先生这样的“二道贩子”，一夜之间没了生意。

韩先生说，作为全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中心，往年，他们这些亳州的商户，都是先把货从产地拉回亳州，然后各地饮片厂、药厂的采购员们，就会上门洽谈、采购。但今年，他们不敢轻易去产地进货、囤货了，因为往年市场里熙熙攘攘的采购员大军，今年只是稀稀拉拉地偶尔才冒出来几个。

“感觉很怪，突然就没了生意。”在亳州市另一个规模较大的中药材市场，商户王女士说，往年快到年底时，她的门店就开始进入销售旺季了，但如今，连春节都快到了，她的生意却看不出有什么转好的迹象。最明显的表现是，往年一次动辄采购数万元的饮片厂、药厂的采购员们，很少在市场里见到踪影了。

新《药法》的威力，怎么会这么大？王女士心里，也开始犯起了嘀咕。

难过的饮片厂

日子难过的不只曾庆福、韩先生这些人，他们的下游饮片厂也在这个冬天瑟瑟发抖。

当地一家饮片厂的负责人说，新《药法》之下，饮片厂原来的模式基本上行不通了。

这位负责人介绍，他们的很多客户，都是医院、药房、乡镇卫生院，这些行业既不是充分的市场竞争行业，对中药材饮片的需求也不是某个单一的品种，而是成百上千个品种，这便要求他们进行广泛的采集，这些中药材的来源，大多是诸如韩先生、王女士这样的亳州中药材市场的商户们。一些饮片厂为了利润最大化，到中药材市场拿货时，谁的价格低就去谁那儿拿货，至于药材的质量、疗效，反而在其次了。

同样在亳州中药材商品交易中心开店的康茂伟在接受1℃记者采访时说，以前，很多商户之间都是以价格竞争，至于质量，凑合能用就行。一款药材，从经纪人、经销商、业务员，最后才到饮片厂、药厂，利润都让中间环节赚走了。最终的结果，饮片的价格没降低，终端的患者使用时，药效却降低了。

他说，一些饮片厂，甚至连采购员都没有几个，需要货了，就到中药材市场去东拼西凑，这家拿一点儿，那家凑一点儿，这样做出来的饮片，连基本的质量都没法保证，更谈不上溯源。

但新《药法》的出台，打破了这些饮片厂的小算盘。新《药法》除了加强对药品研制、生产、流通环节的严格管理外，还特别规定持有人应当建立并实施追溯制度，保证药品可追溯。而其中动辄处罚150万元的严厉措施，让一些饮片厂不寒而栗，甚至一些中小饮片厂干脆关门停产了。

“新《药法》出台以后，我们接到反映最多的，是比过去严得太多了，也有人当面抱怨，说罚款太厉害了。”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彭殿伟说，新《药法》的出台，对中药饮片的检测更细致了，处罚的措施也更加严厉，这肯定会对一些饮片企业产生压力，“但你要生产规范了，就不会出问题。”

“中药的风险点，确实比西药要多。”作为当地监管食品药品的主要官员，彭殿伟也承认，西药是现代的工业品，有很多可以参考的依据，而中药，是老祖宗流传数千年的手艺，不同的老中医，对中药的理解可能就不同，而且，以前的中药，大多是野生、野味，现在，很多却是人工种植、养殖，再加上土壤、环境污染，种植出来的药材，就可能会出现重金属超标。

当地一家中药饮片厂负责人则介绍，一款药材，可能在采购抽检时是合格的，但制成饮片后被抽检又不合格。这是因为，药材的种植来源区域广，可能会有部分不合格中药材混杂其中，但现在的中药饮片都是通过大型现代化设备的机器生产，这些不合格的中药材，就可能因此被均匀混入，当监管部门抽检你的中药饮片时，还是会发现大量饮片不合格。他告诉1℃记者，新《药法》出台以后，当地已经有好几家中药饮片厂的GMP证书被收回了，而一家饮片厂想重新取得GMP证书，至少要投入2000万元的工厂及设备升级改造成本。

1℃记者注意到，2019年11月5日，亳州市中信中药饮片厂因存在涉嫌严重违法违规生产中药饮片问题被收回GMP证书；2019年11月30日，上市公司精华制药（002349.SZ）旗下子公司亳州保和堂因被安徽省药监局在飞检时发现6条缺陷，最终被收回GMP证书，这直接造成该公司暂时性停产。

作为亳州市中药饮片行业协会秘书长，柴建华对当地中药饮片厂的遭遇感同身受。他说，一款每年销售额数百亿美元的西药，可能一个批次就能用很多年。但中药饮片厂，每进货一次中药材，就要先化验、检测，合格了才能入库，然后，等你生产时，还要再抽检、半成品中试，最终把饮片生产出来，才能去申请一个批次。“每出产一个产品，就要重新申请一次，一个饮片厂，每年仅批次就可能需要申请成千上万个。”柴建华说，中药饮片的利润本身就不高，譬如这次被收回GMP证书的亳州保和堂，3656.07万元的销售额，毛利却只有203.00万元，这真是“赚着白菜的钱，担着卖白粉的风险”。

最终，随着新《药法》的出台，亳州一些饮片厂悄然关门了。已经从事药材生意20多年的康茂伟，同时向国内多家饮片厂、药厂供货，他说，自己最近也发现，身边至少有四家饮片厂已经很久没有进货了。

由此导致的另一个结果是，一些中医院、乡镇卫生院，甚至连最基本的重要饮片品种都凑不齐了。

湖南一家中医院的医生便抱怨，他们医院的定点饮片厂，以前向他们供应400多个品种，现在只愿意供应200多个品种。而一款名为“前胡”的中药饮片，甚至因为其中的含量无法达到要求，很多饮片厂干脆不做了，因为一旦被检测出不合格，就会被按劣药处罚。

海南一家医院的医生也吐槽，前几年，他开出的一张中药处方需要七味药，现在，同样的处方，连医院药剂科都反馈说，药配不齐，不是这个没有就是那个缺货，患者叫苦不迭，医生也没有办法。

机遇与转型

“这确实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柴建华说，国家出台新《药法》的初衷，首先是为了保证老百姓的用药安全。从国家层面讲，用药安全是第一位，不会因为一两个品种的缺货，就改变目的和初心，而且，一旦不合格的中药材流入市场，可能会带来难以想象的副作用。“譬如，你这边去买中药，想解决睡眠问题，结果却因为中药里的黄曲霉素超标得了癌症，岂不是得不偿失。”

彭殿伟也认为，要做大一个产业，没有严格的监管，这个产业是做不大的，只有严格的监管，才能塑造出更大的产业。

“现在一些人反映药材价格低、卖不掉，不能把板子打在新《药法》上。”彭殿伟说，新《药法》出台后，亳州一些饮片厂确实出现经营下滑、品种减少，但这种问题，不是新《药法》的缺憾，反而说明监管力度在加强，也说明以前那种“劣币驱逐良币”的不正常现象，正得到纠正。

“以前，监管力度不大的时候，很多饮片厂都是通过市场、渠道去调一些货，通过自己的平台加工一下，然后靠人脉和低价去分销，现在，没人敢这样干了。”康茂伟说，新《药法》出台之后，给传统的中药材种植户和市场渠道商带来两个结果：一个是，诸如曾庆福这样的没有饮片厂、药厂等大客户资源的传统中药材种植户，日子更加难过了；另一个是，诸如康茂伟这样的有一定客户资源、进货渠道，又有自己的合作社，能够同时打通上下游的渠道商，反而迎来了新机会。

“新《药法》没出来之前，大家在意的是价格，现在，大家在意的是质量。”和亳州中药材市场里的大多数同行感受到的寒冬不同，康茂伟认为，新《药法》的出台，对自己反而是好事。

从2016年开始，康茂伟发现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他干脆直接进入上游，利用自身20多年的中药材从业经验，在东北的吉林、黑龙江组建中药材合作社，一方面，将触角深入田间地头，在产地有自己的合作社；另一方面，又直接到上游去连接工厂车间，直接向饮片厂、药厂供货。

康茂伟告诉记者，传统中药材市场里的货，没法实现溯源，因此，面对新《药法》的“三无一全”（无硫黄加工、无黄曲霉素超标、无公害及全过程可追溯）的新要求，曾庆福这样的传统中药材种植户会感到阵痛，而他们这些早早布局上游合作社的从业者，不仅帮药厂实现了从原产地到农户、车间的全程可追溯体系，甚至连施肥的型号、时间，何时打药、开花、下雨、是自然晾晒还是机器烘干等一系列数据都能提供，正是这些大数据，最终让下游的饮片厂、药厂更放心跟他们合作。

但由此带来的一个新问题是，能够供应的品种减少了。对此，康茂伟的应对措施是，成立道地药材联盟，共建共享，抱团取暖，联盟里的每个成员都有自己的独特品种，你的客户需要我的品种，我的客户介绍给你，最终提升了销售量。

“中药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瑰宝，如果没有法律的约束，最终会毁了这个行业。”康茂伟说，2019年，自己公司的销售额已经突破了5000万元，而他们联盟近20家企业的总销售额，则高达10多亿元，甚至一些中药类上市公司也开始主动找他们，鼓动将联盟改组成集团公司，通过资本并购，帮助他们做大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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